温：重点谈背景和问题。

　　一、农民工进城打工高潮在九十年代形成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放开计划分配生活必需品的制度。应该看到，农民工的流动是从一九九二年以后真正开始的。以前也不是没有流动，但数量较少。大家知道，凭票证供应是在一九九二年取消的。到一九九二年底，只有西北的少数县份还没有取消粮票。当人们不再使用粮票时，农民进城打工就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是一九九二年突然出现四千多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必要条件。

　　其次，这一现象的出现又和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的农产品卖难有关。

　　因为农产品卖难导致农民收入下降，就要寻找农业外的就业机会以增加收入。

　　其三是乡镇企业吸纳非农就业能力大幅度下降。一九九二年以前农村

　　并不是没有大量出现非农就业，但与最近这十年不同的是，那时主要是在农村内部的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就业。因为，随着一九八四年的卖粮难，农民自发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了七千多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种上了经济作物。农村经济的充分活跃造成了新的就业空间，农民可以在经营、加工等领域寻找到就业机会，这就导致乡镇企业大量兴起。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没有放开粮食、油料等物资的计划分配体制的条件下，第一波的非农就业是在农村内部完成的，平均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乡镇企业就业。相对来讲，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低成本的转移，既没有诸如各种部门收费或者行业准人造成的门槛，也没有社会保障等问题。这种最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利于乡镇企业的低成本起步。这些就是被很多学者忽视的农村内部劳动力转移的优点。当年国家还没有那么照搬西方制度，而是允许乡镇企业无偿占地、税前列支支农资金和补足村社公共开支等，都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好政策。

　　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但因为在原材料、产品市场等各方面与城市有很大的竞争，引起了计划内工业部门的不满，随后政策方面的调整客观上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九八八年价格闯关失利，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得不到贷款，失去资金支持以后，九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可以认为，这是一九九二年前后农民工大量进城打工的第三个原因。

　　二、城市改革的复杂背景和进城农民工的两个阶段

　　一是对中国特色的经济周期的认识。

　　一九八八年物价指数超过18.6％，个别大城市比如北京，物价指数超过25％，实际上出现了通货膨胀。通胀型的危机导致一九八九年的紧缩局面，一九九O 年实际上是进入萧条的第二年，此后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从萧条到复苏的过程。这个期间蓄积的经济增长的力量，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条件下得到释放。

　　不过，这并不是靠原来一般的产业自身的运转释放出来的，而是靠南巡谈话突然产生的三个投机领域的市场化突破。第一个就是大办开发区，搞房地产。一九九二年前后同时开放的还有证券；接下来一九九三年前后开放了期货市场。其实南巡之后，恢复对传统产业的投资并不能马上使得经济重新进人高涨。而恰恰是这三个明显具有投机性的领域的开放，使得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形成的投资压力得到突破性释放。

　　随着1992年南巡，"开发区热"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全国形成了几千个开发区，带动了一系列的房地产投机。任何带有比较强烈的投机性的经济领域的开放，必然带动大量金融资本注入，以追求短期资本收益，也造成后来的银行坏账。当时，这是带动农民打工潮的一个外部原因。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接着带来能源、原材料和基础产业投资的热潮，带动了产业扩张，要增加大量的机器设备，这也是为什么九三年前后出现进口热潮，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随后导致九四年不得不本币大幅度贬值实行汇率并轨的解释。

　　二是进城农民工两个阶段的结构变化与问题。

　　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过热，带动出来的农民打工潮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办开发区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产业工人，而是粗工，比如挖土方的，因为要搞三通一平，因此需要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是男性。从东部沿海开发区、到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是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的粗工。大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画面，挤在汽车和火车上的那些农民工大部分是男性。这是初期阶段。以后是连续三年的经济高涨，政府认为那是"过热"，进城打工的人从一九九二年的四千六百多万，增加到一九九四年的六千万左右。这样的过程与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工业化平均每年一千多万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相比，非农就业人数少得多但成本却大大增加。

　　第二个阶段是在开发区大致建成后，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由于我们绝不放弃香港回归时全部主权的要求，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香港产业向广东转移。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策动香港大资本出逃，想使香港经济空心化。在此过程中，中国是政治挂帅，短期内组织了四百六十亿资本进入香港，填补了香港大资本出逃产生的空缺，同时也抬高了香港房地产价格。因此迫使大量香港中小产业资本移师东南沿海。所以统计九十年代上半期引进的资本，大量是港资、台资或者海外华人资金。这就恰好填补了上述搞好三通一平的开发区的资本空白。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但毕竟是真正的产业资本转移。因为南方开发区进来的大量是玩具、服装、电器等等的生产线，生产线上需要的工人以女工为主，这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打工者的性别结构，女工的问题就开始突出出来了，造成了打工群体的新问题。因为大部分男工肯定是挣厂钱就走的，消费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而女工比较容易落地生根。农村的家庭一般必须是男工回去顶家的。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能很好保障女性的权益，事实上，妇女在农村中的财产地位和在城市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没有财产约束的情况下，女工更容易进入城市成为打：上群体，这与城市打工群体常年化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直接相关，以往男性为主的打工者可以三十岁、四十岁，只要是粗工，能干活，就可以。所以那时不仅青年出来，壮年也出来，他们有家有口，肯定会回去。因此第一拨的打工潮基本是来多少回多少。但在东南沿海形成一般制造业的产业布局以后，第二拨就可以有来无回或多来少回。因此，城市的打工群体既出现了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女性和青年人更容易接受城市的消费文化。这使打工群体在消费上、在融入城市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趋势性变化。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城市边缘群体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三、新时期的劳资关系问题

　　首先看强势集团的形成。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城市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九十年代上半期进入房地产投机的还是"官员下海"或者以国家资本为主，因为往往是官员和官方资本容易得到土地。土地资本化其实是政府征占和官方控制的金融投资结合形成的。因此出现权钱结合、在地产业发展中快速致富的权贵群体。官方资本个人化后，逐渐游离出一批公司，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的大资本集团开始成形。其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是八十年代价格双轨制，然后第二桶金就是九十年代房地产。原始积累捞出来以后，很快就形成资本集团。城市中的强势群体逐渐产生后，就会产生另一个相应的弱势群体。

　　资本集团和其利益代表成为一个强势群体之后，它所要求的以公司法为代表的基本制度的、法律的框架开始发挥作用。随之，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保护投资人权益，以提高资本收益等等，成为城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国有企业低效益的问题几乎毫无疑问地就变成了工人的问题。

　　当资本集团形成并日益具有个人化色彩的时候，它对于整个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的影响开始增大，这时候，主流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也随即发生了利益决定的变化。制度文化的总的趋向也就越来越不利于城市的劳动群体。

　　其次，分析城市工人群体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初以前，城市中的工人群体其实是保障国家稳定的城市"中产阶级"，享有生老病死全程的福利保障，尽管收人很低，但相对于农民来讲，还是稳定的、有保障的、社会地位比较优越的，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国家的主体。所以他们在传统体制内部发挥着类似于西方中产阶级的作用，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无法动员他们中真正的精英。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个强势集团形成以后，工人的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了。一系列的城市政策开始不利于那些曾经得益于计划体制的工人。

　　另一方面，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在一九八八年价格闯关失败造成大抢购之后，金融系统为了保证存款不流失，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率，但并没有同时调整贷款利率，这导致当年金融系统的直接亏损就达到四百六十亿左右。一九八八年末转化为当年财政赤字五百亿。从此中央财政出现了一个不利的发展趋势：因为财政赤字此后不断增加，就不得不连续向银行透支；银行资本金下降，金融系统的形势开始恶化。又加上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连续三年的所谓"三角债"期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财政的赤字也不断增加。到一九九三年前后，财政吃空了银行的资本金，还多透支了八十多个亿，等于吃了八十多亿的存款。于是，财政不得不转变为靠发债维持。一九九三年以后财政的问题也日趋严重，国债的发行数量是按倍数往上翻的，五十亿、一百亿、二百亿、五百亿、一千亿。翻到后来发到三千多亿。

　　因为财政收支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赤字，得靠发国债维持财政开支，所以，财政过去所承担的基本保障开支，包括支付政府提供各种公共品的职能，比如教育的、医疗的，便都逐渐弱化。因此就造成了财政甩包袱式的各种改革。比如九十年代中期，教育和医疗都开始产业化，公开地大规模提高收费标准，公共品变成了部门牟取暴利的手段。这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另一面。

　　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或公司化，和公共品部门的企业化、产业化或者私营化，显化了城市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下岗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了。这时候的主流话语就在讲进城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和下岗职工这个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而独独不讲矛盾是如何造成的，背景是什么？更不提金融资本是怎么形成的？资本集团的个人化是怎么形成的？强势群体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都忽略，而乐于帮助在这个领域内翻云覆雨的所渭的大款和企业家们进行包装；最近则进一步强调五条件"大赦"，不管昨天的原始积累中你手指缝里有多少血，都没有权钱交易的那些腐败问题了。以后咱们就你也财阀我也精英，大家就从与狼共舞变成与美女共舞……总之，这是个大的背景。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打工群体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和城市的整个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制度环境变化有重大关系。

　　其三，讨论国情制约与派生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主流所追求的西方模式的"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本身和我们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试图实现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有不吻合、不协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但并非"地大物博".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源却非常短缺。并且是在国内已经出现资本过剩，加上过去已经形成的劳动力过剩的双过剩条件之下，加入了本来早已就是双过剩的全球化。近年来对资本过剩已经没有争议，最典型的标志就是M2（流通中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与GDP 之比已经达到了一百八十以上，而美国不过百分之七十多。另一头，目前全国劳动力总量约达八亿以上，是不可能充分就业的。

　　在双重过剩的条件下，就导人了一种不得已的扩张趋势，要靠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新增就业，否则必然出现城市和农村的就业严重不足，就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趋势，就必然会带来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

　　第一是尽管资本过剩，但却不得不继续以优惠政策推动资本扩张，尽可能增加投资带动就业，否则就可能出现社会动乱问题。

　　第二，因为劳动力绝对过剩，必然是工价低，甚至低到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之下；而且劳工待遇低，无保障问题突出。

　　第三就是既不可能形成劳工力量，也不可能形成劳工思想和理论；于是，无论各派的价值判断或者主观愿望如何，欧洲那种第三条道路式的、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特征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可能难以形成；人们寄希望的政治改革恐怕也难进行。

　　就因为劳动力是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所有这些理想的制度就都不可能顺利地、自然地形成。最近社科院谭深发表的关于"公司守则"的调查表明，全球化条件下即使跨国公司也要求"善待劳工"，但在中国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企业家觉得会失去竞争力，劳工自身也无法去实现这个基本的要求。这个调查是中国当前劳资关系的一个客观写照。所以才出现劳工被虐待、拿不到工资，就算能通过法院判，也是执行难。只能是个体复仇或群体犯罪。为什么内资外逃？这才是有钱人害怕的根源。

　　有鉴于此，假定我们不顾国情矛盾，简单化地认同这样一个西方照搬来的"四化"趋势，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其实不可解。如果进了这个死胡同，就无法调头了。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惟一的希望只能是十六大做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以及为了解决与这个承诺相悖的三大差别而已经提出的"两个务必"，还有可能重新强凋的实事求是。我们应该促进的，只能是脚踏实地的认真反思和符合中国特色的政策修改，而切忌再盲目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