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日报》5月17日报道，最近，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在一次研讨会上透露，未来五年，有可能出台系列政策，使近2亿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人。
正如报道所言，民工成为市民的第一条件是在城市有稳定的收入。对大多数民工来说，恰恰这一点他们无法做到。
成为市民意味着民工靠在城市获得的收入生活一辈子。他们不仅要考虑年收入水平的高低，还要考虑工作岗位或务工收入的稳定性与持续年限。即使他们享有养老保险，也需要考虑达到退休年龄之前能够工作多少年。因此，民工是否有稳定的收入，不能只看特定的一段时间（例如青年时期），而必须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考虑。
目前，民工供求年龄结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现象。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例，企业大量需要的是35岁以下（特别是25岁以下）的青年民工。这种青年型的用工结构造成了两个问题：其一是25岁以下民工（特别是女工）供不应求，出现民工荒；其二是当这些民工进入中年（即年龄超过35岁）后,绝大多数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大量减少而不可能在原务工地找到工作，造成民工中年失业，因而不得不返回家乡。笔者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对服装、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过估算。估算结果表明，对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35岁以下民工进入中年（36岁以上）后，失业的比例高达2/3到5/6。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因而对绝大多数民工来说,在吃完青春饭后到可以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之间，都会存在长达20年的中年失业期。
由于预期工作年限太短，大多数民工不可能具有成为市民的经济能力。
要想使得大多数民工成为市民，政府或者提供适当的就业岗位以解决他们的中年失业问题；或提供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但城市中广泛存在的“4050”问题（即中年下岗工人就业难）表明，解决成了市民的民工中年失业问题不是件容易事。同样，向成了市民的大多数民工家庭长期（至少10年以上）提供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会使得城市财政不堪重负。
在笔者看来，具备成为市民经济能力的民工，只可能是少数，即民工中那些已经或即将转变为技术工人、企业管理人员甚至民营企业老板的人。因此，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所制定的鼓励城市接纳民工的政策中，是否包括了应对进城定居民工中年失业、保证他们中年时期收入的政策？如果确有这样的政策，所需财政支出估计是多少，是否有保证？
